1967年，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深入展开，各地的部队纷纷介入地方工作，地方政府开始成立革委会。作为首都的北京，也紧跟潮流成立了革委会，谢富治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，吴德、郑维山和傅崇碧担任副主任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作推进，谢富治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希望让卫戍区第三政委兼任市革委会秘书长。然而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傅崇碧的拒绝。
在了解这一提议时，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北京卫戍区的背景。北京卫戍区虽然在建制上隶属于北京军区，但在实际业务上则由总参谋部领导，基本上由中央直接指挥。1966年，卫戍区从正军级改编为正兵团级，傅崇碧被调任为司令，而谢富治则兼任军区第一政委与卫戍区第一政委，黄作珍则担任第三政委，负责日常的政治工作。卫戍区的工作尤为复杂且繁重，尤其在特殊的十年期间，卫戍区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。仅仅从政委的配置上来看，这一安排就显示出了卫戍区在这段时期的重要性。 至于傅崇碧为何不愿意让黄作珍兼任市革委会秘书长，原因并非单一。首先，卫戍区刚刚经历了扩编，部队许多新调入的人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。虽然新兵都经过了严格筛选，但仍然需要增强忠诚度，确保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到位。作为卫戍区的政委，黄作珍的工作任务繁重，已经没有时间去兼顾地方工作的事宜。其次，傅崇碧本人也兼任市革委会副主任，这样一来，他的精力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分散。在那时，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涌入北京，卫戍区必须确保首都的秩序与稳定，同时还要协调地方的工作。他的精力有限，不能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如果政委还要兼任地方工作，势必会影响卫戍区的整体运转。第三，市革委会秘书长这一职务本身工作非常琐碎，需要处理大量的具体事务，而地方工作的量也非常庞大。卫戍区的工作本就不轻松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到兼顾，是傅崇碧深知的一个难题。若卫戍区出现了问题，那将是一个大问题，这一责任谁都不敢轻视。傅崇碧十分明白其中的压力，他并不希望卫戍区的领导班子过多涉及地方工作，影响到本职工作的执行。因为一旦牵扯到地方事务，很容易出现问题，卫戍区的工作也就可能陷入困境之中。因此，面对谢富治的提议，傅崇碧坚决拒绝，谢富治见状，也没有坚持。毕竟，他们过去的关系一直很熟悉，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级的关系，现在依然是这样。谢富治深知，卫戍区的第一责任人是他，而其他人则主要负责日常事务。 鉴于傅崇碧的坚持，陈伯达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，让周景芳担任市革委会秘书长。至于黄作珍能够担任北京卫戍区政委，实际上是傅崇碧的提名，他作为上级，完全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黄作珍的任职也是通过他个人的提议得以落实。然而，随着1971年北京市委恢复工作，黄作珍也开始担任北京市委书记（设有第一书记职务）。那时，军队干部兼任地方职务的现象非常普遍，随着运动的逐渐结束，军队干部的地方职务逐渐得到收缩，专职军队工作开始逐渐恢复和强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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