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67年,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深入展开,各地的部队纷纷介入地方工作,地方政府开始成立革委会。作为首都的北京,也紧跟潮流成立了革委会,谢富治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,吴德、郑维山和傅崇碧担任副主任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作推进,谢富治提出了一个建议,希望让卫戍区第三政委兼任市革委会秘书长。然而,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傅崇碧的拒绝。
在了解这一提议时,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北京卫戍区的背景。北京卫戍区虽然在建制上隶属于北京军区,但在实际业务上则由总参谋部领导,基本上由中央直接指挥。1966年,卫戍区从正军级改编为正兵团级,傅崇碧被调任为司令,而谢富治则兼任军区第一政委与卫戍区第一政委,黄作珍则担任第三政委,负责日常的政治工作。卫戍区的工作尤为复杂且繁重,尤其在特殊的十年期间,卫戍区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。仅仅从政委的配置上来看,这一安排就显示出了卫戍区在这段时期的重要性。 至于傅崇碧为何不愿意让黄作珍兼任市革委会秘书长,原因并非单一。首先,卫戍区刚刚经历了扩编,部队许多新调入的人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。虽然新兵都经过了严格筛选,但仍然需要增强忠诚度,确保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到位。作为卫戍区的政委,黄作珍的工作任务繁重,已经没有时间去兼顾地方工作的事宜。其次,傅崇碧本人也兼任市革委会副主任,这样一来,他的精力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分散。在那时,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涌入北京,卫戍区必须确保首都的秩序与稳定,同时还要协调地方的工作。他的精力有限,不能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,如果政委还要兼任地方工作,势必会影响卫戍区的整体运转。第三,市革委会秘书长这一职务本身工作非常琐碎,需要处理大量的具体事务,而地方工作的量也非常庞大。卫戍区的工作本就不轻松,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到兼顾,是傅崇碧深知的一个难题。若卫戍区出现了问题,那将是一个大问题,这一责任谁都不敢轻视。傅崇碧十分明白其中的压力,他并不希望卫戍区的领导班子过多涉及地方工作,影响到本职工作的执行。因为一旦牵扯到地方事务,很容易出现问题,卫戍区的工作也就可能陷入困境之中。因此,面对谢富治的提议,傅崇碧坚决拒绝,谢富治见状,也没有坚持。毕竟,他们过去的关系一直很熟悉,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级的关系,现在依然是这样。谢富治深知,卫戍区的第一责任人是他,而其他人则主要负责日常事务。 鉴于傅崇碧的坚持,陈伯达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,让周景芳担任市革委会秘书长。至于黄作珍能够担任北京卫戍区政委,实际上是傅崇碧的提名,他作为上级,完全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黄作珍的任职也是通过他个人的提议得以落实。然而,随着1971年北京市委恢复工作,黄作珍也开始担任北京市委书记(设有第一书记职务)。那时,军队干部兼任地方职务的现象非常普遍,随着运动的逐渐结束,军队干部的地方职务逐渐得到收缩,专职军队工作开始逐渐恢复和强化。
发布于:天津市长富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